韦建桦：恩格斯的骨肉亲情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恩格斯性格刚毅、决策果断、胆略过人，勇于突破难关、克敌制胜，被列宁称作“严峻的战士”；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头脑冷静、目光敏锐、思维缜密，善于剖毫析芒、洞幽烛微，被列宁誉为“严正的思想家”。这样一个以“严峻”和“严正”著称的人，内心深处会有一个温润和煦、深厚蕴藉的情感世界吗？ 今日“理论中国”公众号转发韦建桦的文章《一片丹诚报春晖：恩格斯的骨肉亲情——一位杰出的革命家思想家情感世界初探》，看作者如何在专门搜集、稽考、梳理和研究恩格斯留下的全部家书、相关著作以及各种珍贵资料的基础上，展现这位伟人丰富的情感世界，让我们深切感悟革命导师至真至诚的赤子之心。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恩格斯是与马克思共同创立科学理论、共同推进伟大斗争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曾怀着由衷的敬意指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当代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马克思的评价不仅反映了恩格斯的卓越建树和贡献，而且反映了他的崇高境界和品节。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恩格斯性格刚毅、决策果断、胆略过人，勇于突破难关、克敌制胜，被列宁称作“严峻的战士”；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头脑冷静、目光敏锐、思维缜密，善于剖毫析芒、洞幽烛微，被列宁誉为“严正的思想家”。
这样一个以“严峻”和“严正”著称的人，内心深处会有一个温润和煦、深厚蕴藉的情感世界吗？
列宁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在谈到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情谊时，用郑重而又亲切的笔调写道：“这位严峻的战士和严正的思想家，具有一颗深情挚爱的心。”
我们都知道，这里所说的“深情挚爱”，不仅是指恩格斯对马克思个人的情义，而且是指他对整个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感情。列宁的目光果然无比深邃，他只用了一句质朴无华的话，就揭示了恩格斯人格魅力和人生成就的重要成因。
确实，正是怀着一颗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深情挚爱之心，青年恩格斯毅然舍弃优渥恬适的生活和世人艳羡的前程，坚定不移地将自己的全部生命投入革命斗争；正是怀着一颗对科学真理和崇高事业深情挚爱之心，恩格斯勇敢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用坚韧顽强的意志践行誓言、实现初心，让生命绽放绚丽的光彩，奏响雄奇的乐章。
恩格斯的深情挚爱之心，如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种子，一旦在实践的土壤里萌发、在斗争的风雨中生长，就持续延展、不断充实，形成一个蓬蓬勃勃、郁郁葱葱的情感世界。我们看到，在恩格斯的情感世界里，无论是爱憎还是忧乐，是喜怒还是悲欢，归根结底都蕴涵着对人类进步事业的坚定信念、对崇高革命理想的执著追求。这样的情感纯正恳挚、洁净无瑕，其内涵远远超越了一己之得失、一时之好恶，真是“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陶渊明《己酉岁九月九日》），称得上是人世间的“大情感”。
法国哲学家狄德罗在论述人类的“大情感”时曾指出：“只有情感，而且只有大的情感，方能使灵魂达到伟大的成就。”
恩格斯的人生历程印证了狄德罗这句名言。
矢志不渝地坚守崇高革命理想，义无反顾地献身于人类进步事业，这是恩格斯一生最深厚的情感寄托，也是他的整个情感世界最牢固的基石。这个基石承载着他内心珍藏的各种真挚情愫，包括风雨同舟的战斗友情、相濡以沫的纯洁爱情、感人至深的骨肉亲情。
恩格斯与马克思的战斗友情，大家都很熟悉，因为那些感人的事迹多年来一直在群众中广为流传；至于恩格斯与爱尔兰贫苦女工白恩士的纯洁爱情，以及他在爱情和婚姻生活中显现的高洁品格，人们通过各种传记也有所了解。唯独恩格斯情感世界中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骨肉亲情，长期以来在各种纪念文章和作品中鲜有提及。
恩格斯出身于一个工厂主家庭。在涉及他的亲情问题上，曾经有过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没有亲情可言，他从踏上革命道路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而且必须与家人断绝来往，据说只有这样做才是坚持革命原则。另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参加革命后从未中断与家庭的联系，从未割舍对亲人的感情，这种状况表明他在坚持革命原则方面还显得“不够彻底”。这两种观点在事实认定方面差异很大，而它们对于所谓“革命原则”的解读却如出一辙，其中都包含着不科学、不正确的判断。
我们必须弄清基本事实以及恩格斯的真实态度。恩格斯的一生是毫不动摇地恪守革命原则的一生。无论处于多么艰难险恶的环境，恩格斯都把践行和捍卫革命原则看得重于生命、高于一切。在他的心目中，共产党人的革命原则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长期斗争，实现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这个先决条件下，共产党人应当满腔热情地支持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的精神追求和道德实践，包括诚心诚意地尊重和维护群众所珍视的人间真情、人类良知和人性菁华，并努力消除历代统治阶级在这些领域造成的各种扭曲、痛苦和灾难。如果对群众的纯真感情采取漠然视之或断然否定的态度，硬要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同群众的质朴情感对立起来，那就无异于歪曲、违反和践踏革命的原则。
基于这种认识，恩格斯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在勇敢顽强地坚守无产阶级立场的前提下，一直与亲人保持联系。对于自己的这种做法，恩格斯在1892年9月12日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作了坦诚的说明；此外，他还留下了近百封家书，通信的时间延续了数十年之久，这些书信充分体现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鲜明而又坚决的态度。
恩格斯当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自己家庭的社会地位、政治态度和宗教信仰；在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他承受着重重压力，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用语言、用行动、用一颗热诚的心表达对亲人的关切，特别是对慈母的挚爱、眷注和孝心。在这个过程中，他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始终满怀信心地坚持对全家老幼的思想和观念进行正确引导。他认为自己这样做完全符合共产党人的革命原则，因此他经常同马克思以及其他战友沟通这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同年轻同志分享自己从亲情中获得的体会，使大家深受感动和启发。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恩格斯的思想行为是统一的整体，是一块不可分割的“整钢”。他的亲情观、伦理观是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他的亲情故事里，我们可以具体地领悟一个伟大哲人和智者对生活的独到见解。这些见解不仅能让我们真切地认识到科学真理的深度和广度，而且可以使我们细致入微地感受到它的温度。可见，恩格斯的亲情故事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深刻的教育意义，它从一个侧面清晰地说明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原则与道德价值之间的内在联系，生动地诠释了一个革命家和理论家人格的丰富维度，从而纠正了各种似是而非的误读和误解，澄清了一些长期流传的偏见和成见。
恩格斯的亲情故事告诉我们，革命导师是顶天立地的伟人，也是有血有肉的常人；他们在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正直品质、坦荡襟怀、纯朴性格，与他们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中彰显的浩然正气、遒劲风骨、献身精神，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作为伟人和常人所展现的风采与秉性，相互渗透、熔为一炉、不可分割，完整地反映在他们创立的科学理论之中。可见，要想了解一位革命家的精神风范，不仅应当重视那些气势宏大的历史叙事，而且必须关注那些温暖人心的平凡故事。
当然，恩格斯生前从未想过自己的亲情故事会对后人产生什么重要作用和影响。他当年所做的一切，动机极为单纯：只是为了在各方面真正尽到一个儿子对母亲应尽的责任，其中也包括努力让母亲和全家人对他献身的事业逐步有所了解、有所认识、有所感悟；我们都知道，这样的故事正因为单纯，才具有动人心弦、发人深省、催人泪下的力量！
为了厘清恩格斯的亲情故事的原委和丰富内容，我们专门搜集、稽考、梳理和研究了他留下的全部家书、相关著作以及各种珍贵资料。在这里，我们不妨从恩格斯少年时代的一首诗谈起，然后去逐步了解他在守护亲情过程中的曲折经历，探寻其中蕴藏着哪些质朴自然而又卓异闪光的精神特质。我们相信，认识这些特质，不仅有助于理解他的战斗友情和纯洁爱情，而且有利于认识他的整个情感世界和人生境界。
中华民族有一句千载流传的格言：“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下》）
我们从恩格斯的亲情故事中可以了解到，这位伟大的战士无论是处于重要历史关头，还是面对个人寻常生活，其内心深处都始终坚守着崇高的人生信念和价值准则，保持着至真至诚的赤子之心。
一、“我的母亲是个很好的人，我很爱她”“亲爱的外祖父，你对我们总是那样和蔼可亲，
每当出现坎坷，你总是扶助我们向前行进！
……
我祝愿你，外祖父，新年幸福，
祝愿你健康长寿、无忧无虑、愉悦欢欣，
祝愿你万事如意、吉祥幸运，
这一切祝愿，都出自孙儿对你挚爱的深情。”
这篇文学习作题为《献给我的外祖父》，是恩格斯于1833年岁末寄给他的外祖父、语言学家伯恩哈德·范·哈尔的新年贺诗。诗中那些稚嫩而又率真、朴素而又感人的语句，反映了一个13岁少年敬重长辈、热爱亲人的纯真之心。作为保留至今的恩格斯全部著作中的第一篇作品，这首诗由于抒发人间至情而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恩格斯家族是德国莱茵省巴门市的一个名门望族。在这个家族中，普鲁士封建主义的传统和基督教虔诚主义的观念根深蒂固。恩格斯的父亲是一个精明干练、擅长经营的工厂主，同时又是一个思想保守、笃信教义的基督徒。他爱自己的子女，希望每一个孩子都健康成长；而所谓“健康成长”，在他看来就是恪遵祖训、谨承家业，严守教规、虔信圣经。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一套“名正言顺”“天经地义”的教育方案，竟在他的长子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那里遭到了抵制和抗拒。
原来，就在父亲偏执地灌输种种陈旧观念时，恩格斯的纯朴心灵受到了进步思想和优美情操的滋养。他的外祖父知识广博、学养深厚，胸怀磊落、思想开明；他的母亲热爱生活、喜欢文学，性情爽朗、正直善良。恩格斯从幼年起，就在外祖父和母亲身边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熏陶。进入中学后，在一些视野开阔的教师的引导下，恩格斯接受了人文主义和理性精神的教育，产生了对思想自由和精神独立的热烈向往。此后，恩格斯不顾父亲施加的压力，在探求真理的艰辛跋涉和刻苦磨砺中度过了青春岁月。
1844年，24岁的恩格斯发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标志着他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翌年，他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揭示了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惨遭剥削和压迫的社会根源，指出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创建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社会。这部著作进一步明确宣示了他的人生目标：在世界观和政治立场上同自己出身的阶级彻底决裂，将全部生命奉献给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
恩格斯的举动在家族中引起了巨大震动，正如多年后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在回忆文章中所说的那样：“恩格斯出生的家庭在社会上极有地位，也许这种家族还从来不曾有过像他那样在生活道路上完全和家世背道而驰的子弟。”
多少年来，老恩格斯一直担心自己的长子会“误入歧途”，成为家族中的“不肖子孙”；为此，他处处对儿子严加管束，甚至悍然决定让恩格斯在中学毕业前辍学经商，以确保他免受“危险思潮”的“蛊惑”。如今，这位心劳日拙的父亲眼看自己的希望化为泡影，往日的殷忧成了现实，自然会感到无比懊丧而又愤懑。那段时间，恩格斯不得不面对雷霆震怒的父亲，每天在高压下备受煎熬。
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描述了他的艰难处境和郁悒心情。他愤慨地表示：“这个彻头彻尾地信仰基督教的普鲁士家庭里的沉闷生活，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于是，他态度坚决地离开了这个令人窒息的环境。
这是恩格斯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决定，是他在革命生涯中迈出的重要一步。他的步伐坚定而又稳健，内心充满对未来斗争生活的憧憬和期待。
他唯一放心不下的是母亲，是母亲的情绪与健康。离家之前，他在致马克思的信中诉说了自己的担忧：
“我的母亲是个很好的人，只是在我的父亲面前一点儿也不能自主，我很爱她；要不是为了我的母亲，我一刻都不想对我那个狂热而专横的老头儿作丝毫的让步。但是我母亲一忧伤就要生病，每当她特别为我而生气时，马上就要头痛一个星期。”恩格斯从德国巴门来到比利时布鲁塞尔，与马克思并肩战斗。1848年革命失败后，他们相继来到英国。在伦敦生活期间，恩格斯看到马克思一家处于极端贫困窘迫的境地。经过反复考虑，他感到唯有自己去经商，才能帮助马克思一家维持生活，让马克思继续从事理论研究和革命工作。
1850年11月，恩格斯来到设在英国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办事处工作。在此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恩格斯一直在这里过着“埃及的幽囚”般的生活。白天，他不得不出入公司办事处和交易所，同资本家打交道；到了晚上和假日，他就集中精力从事理论研究和革命活动。
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恩格斯果敢沉毅地投入革命斗争，接连不断地应对严峻挑战，焚膏继晷地完成繁重任务。然而，即使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他也没有忘记故乡，没有忘记远方的亲人。
他最思念、最牵挂的人，是自己的母亲。
二、“毫无疑问，母爱是一种巨大的火焰”母亲是恩格斯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他人生历程中的第一位老师。
正是母亲，在他幼年的心灵中播下了求真向善、崇道明德的第一粒种子，使他从小就养成了怜贫济弱的同情心和嫉恶如仇的正义感，立志做一个有爱心、有血性、有担当的人，努力做好分内的事，争取成为一个闪光的“火炬”——“不是照亮自己，而是普照世界”；
正是母亲，经常向他讲述人生道路的坎坷与艰辛，勉励他自觉锤炼意志、不断增强毅力，在困境中保持开朗乐观的情怀，在危急时彰显从容不迫的气概，“要像一座卓立的塔，绝不因为暴风而倾斜”；
正是母亲，引导他刻苦学习、知难而进，以孜孜矻矻、自强不息的精神和积铢累寸、水滴石穿的恒心，不断汲取广博的知识，牢记“只有恒心可以使你达到目的，只有博学可以使你明辨世事”；
也正是母亲，不顾基督教虔诚主义的禁锢，鼓励他阅读进步理论书籍和优秀文学作品，使他一步步走向广阔的精神天地。在恩格斯20岁生日的时候，母亲悄悄地送给儿子一套被虔诚主义者列入“禁书”的《歌德全集》，使他受到了鼓舞和激励，开阔了襟怀和视野，从此将歌德在《浮士德》中写下的那句脍炙人口的箴言镌刻在心中——“勇于进取者永远长生！”
狄更斯说过：“所有杰出的非凡人物都有出色的母亲，到了晚年都十分尊敬自己的母亲，把她们当做最好的朋友。”
恩格斯身边就站立着这样一位母亲。
她不是革命的教育家，但她对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恩格斯进行的引导，使这个孩子养成了健全的人格、良好的情操、诚实的品行和勤学的习惯，不仅为他日后的奋进和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而且对他毕生的精神境界和行事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在革命队伍中，恩格斯的旷达乐观有口皆碑。在日常生活和斗争中，他总能放下心理负担、抛开忧愁焦虑，保持一种风轻云淡、气定神闲的态度。即便在身临逆境的时候，他也依旧从容淡定、谈笑自若、幽默诙谐。这种气概使他在艰难曲折的征途上始终保持精神上的优势，为此他感到欣慰和自豪。
恩格斯曾在致弟弟海尔曼的信中表述过这种自豪的心情，他写道：“当我看到许多人纯粹为了无关紧要的事而无缘无故地自寻烦恼的时候，我认为自己是幸福的，我一直精神饱满，对任何小事都能一笑置之。”
当战友们对恩格斯的这种素质表示歆羡时，他总是强调，是母亲的优良禀赋和言传身教在他身上铸就了这种品格。
恩格斯的这一说明给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凡是听过恩格斯讲述他的老家往事的人都很清楚，他那‘乐天的性格’是和他的母亲一脉相承的。”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1868年4月初，48岁的恩格斯在一份《自白》中表示，在人的各种美德中，他最喜爱的美德是“乐观”；在世间流行的各种箴言中，他最喜爱的箴言是“从容不迫”。这些话鲜明地反映了恩格斯的性格特征和生活态度；而这种性格特征的成因，则可以追溯到他童年和少年时代在母亲身边受到的教育。
我们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恩格斯直到暮年都对母亲怀有深厚感情，原因就在于他始终铭记着：母亲不仅给了他生命，而且在他刚刚学步时就给了他最基本的人生指针。
罗曼·罗兰曾经生动而又深刻地指出：“毫无疑问，母爱是一种巨大的火焰。”
确实，对于恩格斯来说，母爱的火焰不仅温暖了他的身心，而且映照了他生命航程的起点，让他铭记终生、受益终生。
三、用行动表达对母亲的深情，把对慈母的爱包蕴在对人民的大爱之中恩格斯热爱母亲，孝敬母亲，以满腔热忱报答母亲的恩情。在他看来，忠诚于天下劳苦大众，投身于人类解放事业，就是从根本上记取母亲的教诲、不负母亲的期望。同时，他又经常提醒自己：对母亲的爱不应当只是抽象的愿望、笼统的许诺、空洞的言辞，必须有具体细致的安排、持之以恒的关切、实实在在的行动；要处处为母亲的平安、健康和幸福着想，要让她老人家时时感受到儿子的爱，要尽可能让她的内心更加踏实、更加舒畅、更加亮堂。
恩格斯的努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联系革命运动的实际，真诚地向母亲阐释自己的信念，让真理的光芒照进母亲心田
恩格斯走上革命道路以后，母亲的心情非常矛盾：一方面，她相信儿子正直善良的品质，相信他一定会循正道、崇大义；另一方面，她又觉得世道浇漓、人心难测，担心儿子会受人挑唆，陷入泥沼。恩格斯很清楚，他离家愈久，母亲就思念愈切、忧虑愈深，而这种心情势必影响母亲的健康。因此，尽管工作繁忙，恩格斯仍然经常抽空给母亲写信，及时报告自己的生活和健康状况，以免母亲挂念。同时，他还注意抓住适当时机，用母亲能够领会的语言讲述革命的形势、阐释自己的观点，使母亲对工人运动的起因和目标逐渐有所了解。恩格斯认为，帮助善良正直的母亲认识和理解人类进步事业，这是他应尽的责任。
恩格斯在1871年10月21日从伦敦寄给母亲的信就是一个例证。那一年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后，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这一公开举动使远在德国巴门居住的母亲寝食难安，因为她阅读了当地报刊大肆诬蔑巴黎公社的虚假报道，在消息闭塞的情况下误信了资产阶级制造的谎言。这位74岁的母亲专门写信给儿子，对他进行劝诫，希望他“断绝”与马克思的往来；因为母亲认为，“正是马克思”使她心爱的儿子“迷失了方向”、“走上了邪路”。
恩格斯仔细阅读了母亲的来信，对老人家的焦虑心情表示理解；经过反复思考，他在回信中委婉而又坚决地阐明了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他用确凿的事实驳斥了德国《科隆日报》《埃尔伯费尔德日报》等资产阶级报刊诋毁和攻击巴黎公社的无耻谰言，指出这些媒体把法国“警察局的每一个捏造和卖身投靠的巴黎下流报纸对于公社的每一个诽谤，都当作福音书一样在德国各地传布”；他列举了母亲熟知的一系列历史事实，说明很多年来各国统治者的惯用伎俩就是编造“各种各样骇人听闻的故事”，把反抗压迫的群众“诽谤为真正的食人生番”，进而对群众进行惨无人道的大规模屠杀。
恩格斯语重心长地写道：“亲爱的妈妈，我希望你在报纸上读到这些捏造的恶行时，会记起这些”，这样你对巴黎公社的社员们“也会从好处着想”。
恩格斯在揭露反动势力血腥暴行的同时，以鲜明的态度为马克思辩护，为巴黎公社的战士们辩护。他在信中告诉母亲，自己正在坚定不移地推进人间正义事业，尽力“履行自己的义务”，以求无愧于母亲早年的教诲。他写道：
“我丝毫没有改变将近30年来所持的观点，这你是知道的；而且每当事变需要，我就不仅会坚持它，在其他方面也会去履行自己的义务，对此想必你也没有感到意外。我要是不这样做，你倒应该为我感到羞愧。即使马克思不在这里或者根本没有他，情况也不会有丝毫改变。所以，归罪于他是很不公平的。当然我还记得，从前马克思的亲属曾经断言，是我把他引坏了。”“我要是不这样做，你倒应该为我感到羞愧。”——这简短的语句蕴涵着丰富的内容，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了儿子对母亲的了解、信任与敬重，因而在老人家心里引起了深深的感动和共鸣。
就这样，恩格斯不仅澄清了事实、辨明了是非，而且恳切地重申了自己的坚定信念。母亲觉得，自己的儿子深明大义、行为端正，是值得信赖的人；虽然他离家很远，但他的心始终与母亲的心紧紧相连。
恩格斯的信犹如一阵清风，使焦灼紧张的老母亲一扫愁云、走出阴影，顿觉心中充满阳光。
恩格斯的父母亲
（二）通过各种努力，争取对父亲的思想产生积极影响，解开母亲多年的心结
恩格斯的父母情意甚笃。虽然母亲有时不赞成父亲的做法，但这丝毫也没有改变她对父亲的一片深情。恩格斯曾在致弟媳夏绿蒂的信中这样写道：“要知道，妇女爱自己的丈夫，超过我母亲爱我父亲的并不多。”
正因为如此，恩格斯与父亲之间的矛盾就使母亲处于无奈、无助的境地。她既热爱丈夫，又疼爱儿子；看到他们父子俩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作为妻子和母亲，她感到非常难过而又一筹莫展。恩格斯离家以后，一想到母亲备受煎熬的样子就心疼不已。为了母亲的健康，恩格斯决心从自己做起，努力争取打破僵局，好让母亲尽快走出阴影。虽然父亲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宗教信仰，但恩格斯认为，他完全可以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以宽广的胸怀、平和的心情、理性的态度、亲切的方式对待父亲；他相信，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他能够逐步对父亲的思想产生积极的影响。
恩格斯很快就把这些想法变成了实际行动。他在与家人的通信中，注意向老父亲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衷心的祝福。特别是当父亲生病的时候，恩格斯总是在第一时间表示关切。每当父亲到英国来办事，他都做好安排，悉心照应。这一切，使恩格斯的母亲感到莫大的欣慰。1859年夏天，母亲随同父亲一起来到恩格斯生活的城市曼彻斯特，恩格斯一直陪着他们。在此后的几个星期，他又专门陪同双亲前往苏格兰游览山川名胜。在旅途中，恩格斯看到父亲的态度有了明显变化，特别是看到母亲时时露出欣喜的笑容，他感到自己总算尽到了应尽的责任。
1860年3月，恩格斯的父亲因病逝世，恩格斯闻讯后立即返回家乡。在此期间，他每天都陪着母亲，照应她、安慰她、劝导她，直到4月份才重返英国。父亲的逝世对于母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她毕竟看到了自己的丈夫在最后的岁月与儿子和睦相处，从而实现了她多年的心愿。为此，她感谢儿子的理解，感谢他用诚挚的爱抚平了自己心里的创伤。
恩格斯努力与父亲和睦相处，最初只是为了让母亲放心。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对恩格斯的了解逐渐加深；老人虽然不可能完全转变立场和信仰，但他对儿子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恩格斯对父亲也从怨怼到热情、从拘谨到亲切、从生硬到温和。
父亲逝世以后，恩格斯为了寄托缅怀之情，特意将家中存放的一幅父亲的油画肖像带到英国，在许多年内一直珍藏在自己身边。后来在与弟弟们的通信中，他还经常提起已故的父亲，说“如果不是伤寒夺去他生命的话，也许会活到现在”。1893年7月29日，恩格斯撰写了遗嘱，其中专门提到了父亲的遗像；他郑重交代：“我遗嘱将我这里的我父亲的一张油画像给我弟弟海尔曼，他若在我之前去世，则给他的儿子海尔曼。”1894年11月14日，恩格斯在给他的遗嘱执行人的信中再次强调，在他去世后，应“立即”将他的遗嘱副本转交给他的弟弟或侄子。这些事实说明，直到生命的最后一程，恩格斯始终惦记着自己的亲人。
（三）自觉担当起长子和长兄的责任，让母亲和弟弟们感受到一个革命者的襟怀和气度
父亲逝世后，恩格斯更加关注母亲的起居和健康。他衷心希望母亲度过平稳、舒心的晚年生活。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恩格斯很清楚，要使老人的生活顺顺当当、宁静愉悦，最重要的条件是家庭关系的和谐；而正如英国诗人雪莱所说：“家庭关系的和谐依赖于各方履行自己的义务。”那么，在一个大家庭里，应当由谁来协调各方履行义务呢？
恩格斯认为，这通常只能是“一家之母”。他在谈到自己母亲的经历时指出：“我了解一家之母对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的成员起着什么样的纽带作用，即使在子女们亲密无间的情况下，她也是必不可少的。一家之母把晚辈联结成为一个大家庭。”当然，在正常情况下，发挥这种纽带作用并非难事，但当家庭内部产生龃龉、出现纷争时，这样的责任就会变成巨大的压力。
恩格斯的母亲就承受过这种压力。19世纪60年代初，恩格斯的几个弟弟在父亲辞世后要求正式继承父辈留下的一笔遗产。他们经过私下商量，决定平分这笔财产，而将恩格斯排除在外，理由之一是这位长兄从1849年起一直居住在国外。在作出这一决定以后，他们通知恩格斯，要求他马上在契约上签字，明确表示自愿放弃继承的权利。
多少年来，恩格斯一贯视金钱如浮云，但弟弟们的做法使他“感到很不愉快”，因为他们把这个违背情理的决定说得“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恩格斯认为：“我的弟弟们无权要求我无缘无故地为他们的利益而放弃我的权利。我的要求是绝对合理的，而且我又是非常及时地提了出来，以便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被考虑进去。”
就在这时，恩格斯获悉母亲对弟弟们的做法非常不满。连日来，老人家与恩格斯的几个弟弟进行了多次“谈判”，千方百计争取为恩格斯讨回公道；然而“谈判”十分艰难，一直没有任何进展。老人家为自己的孩子们可能发生遗产纠纷而极为焦虑，坐立不安。
恩格斯当即对整个事情进行反思。他清醒地意识到，因财产问题而伤及手足之情本来就很不值得，如果由此而损害家庭关系的和谐，造成亲人之间的裂痕，进而影响母亲晚年的情绪和健康，那就势必铸成大错，日后定将追悔莫及。
在恩格斯心目中，维护母亲的健康才是全家重要的事情，相比之下，自己的利益何足挂齿！为了消除母亲的烦恼，为了维护亲人之间的和谐，他毅然决定舍弃自己的权利，答应弟弟们的要求。于是，他痛痛快快地在契约上签了字，随即将契约寄回家中。
在做完这一切以后，恩格斯顿感心中释然。他专门写信向母亲报告了上述情况，诚恳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亲爱的妈妈，为了你，我克制住了这一切以及许多其他事情。世上任何东西都丝毫不能使我让你在晚年因家庭遗产纠纷而黯然神伤。”“我决不让这样的问题再来烦扰你，惊动你。” 恩格斯怕母亲放心不下，过了数日再次写信安慰母亲： “亲爱的妈妈，你不要担心我会由于事务上的问题生弟弟们的气；这我连想都没有想过。”
“亲爱的妈妈，不要烦恼。对我来说，这事已经完完全全结束了，甚至我签署协议时的那种不愉快的感觉也已经完全成为过去，已经彻底消除和淡忘了。我想过，这件事对我来说只是有些不愉快而已，而你在谈判期间所经受的不愉快，必定比我多得多，深得多；我高兴的是我能够大笔一挥就把这一切作个了结。我还会有成百个别的企业，但是我永远不会有另一个母亲。”
“我还会有成百个别的企业”——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这只是恩格斯为了宽慰母亲而信笔写下的诙谐之语；最重要的是，他想在慈母面前表明自己的拳拳之心：人生在世，只有一个母亲；作为儿子，他决不能因为个人利益而不顾母亲的健康，也决不会为了一点遗产而丢弃自己的人格。
在前一封信中，恩格斯已经恳切地表示：如果弟弟到英国来，“我一定像往常那样尽我兄弟之谊”；在这一封信中，恩格斯再次向母亲保证：
“你可以相信我对无论哪一个弟弟都不会有丝毫的抱怨。我们以后还经常需要互相照顾，况且，你也知道，我根本不是那种一味抱怨人家而不识好歹的人。”恩格斯的态度使母亲喜出望外、无比欣慰，也让弟弟们深感愧怍、由衷钦佩。
全家人都看到，恩格斯虽然多年来一直在域外为自己的信念奋斗不息，但漫长的岁月和迢递的山川并没有阻隔他对亲人的惦念，反而使他的心与家人贴得更近。他们没有料到，这个投身于革命事业的人，始终怀着对亲人的深情，不仅善于沟通和协调，而且勇于担当和任事，处处显示出一个长子、长兄的襟怀和气度。从恩格斯身上，母亲和弟弟们感觉到，真正的革命者内心确实深藏着人间大爱，而亲情就自然而然地蕴含于其中。
从此以后，诸位弟弟和妹妹更加敬重自己的兄长，而恩格斯也更加热诚地关心他们，在百忙之中帮助他们排忧解难、协调关系，引导他们做正直勤勉、诚信善良的人，希望他们尽心尽责，照顾好年迈的母亲。这一切，在恩格斯的家书中留下了真实的记录。
因为恩格斯主动为母亲分忧，承担起协调各方的重任，真正发挥了“纽带作用”，所以弟弟、妹妹们都忠实地履行义务，使母亲真切地感受到了家庭气氛的和谐。就这样，老人家“在自己的子女中找到了慰藉，在我们这些儿孙中间又度过了十四年”。
恩格斯深知母亲十分惦念他，因此他尽可能多写一些信给母亲，好让她放心。1869年6月30日，恩格斯终于摆脱了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的羁绊，结束了长达20年的“幽囚”一般的生活，重新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此时此刻，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翌日，他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妈妈：今天是我自由的第一天，我觉得要更好地度过这一天，莫过于立即给你写信。”
“我刚刚获得的自由使我高兴极了。从昨天起，我已经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年轻了十岁。今天早晨，我没有到那阴郁的城市里去，而是趁天气晴朗在田野里漫步了几个小时。”
“再见吧，亲爱的妈妈。衷心问候大家。如果你们有旅行计划，请告诉我，以便我尽可能按这些计划来安排；根据我现在的情况，你们先不要考虑我。”
恩格斯的亲切关心，使母亲感到自己的长子好像每天都在身边。
1873年10月，母亲病重，恩格斯迅即返回故里，日夜守候在母亲病榻之侧，细心照应。老人不幸溘然长逝，恩格斯极其哀痛，认真安排了追悼活动。此后，他努力安抚家人情绪，妥善处理家中事务，勉励大家和睦相处。直到11月20日，恩格斯才怀着失去慈母的悲恸离开故乡，重返英国。
母亲走了，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从此恒久地留在恩格斯心间。直到他自己也成为一个老人，他还经常回忆自己早年在母亲身边的情景，并向朋友们讲述母亲的经历，同他们一起谈论母爱的圣洁和伟大，表达自己的感恩之心和思念之情。
（四）在母亲逝世以后，一如既往地践行自己的承诺，热情关心和引导弟弟、妹妹以及他们的下一代
父母相继逝世以后，恩格斯清楚地意识到家庭内部必然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他在给老朋友路德维希·肖莱马的信中写道：“母亲去世以后，各自分居的新家庭开始感到独立得多，于是相互间的来往也无意中越来越少了。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自然进程，但是这个进程所引起的变化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并不因此有所减轻，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的和您的母亲都比父亲长寿的家庭里，一旦失去了母亲，会令人倍感悲痛。”
鉴于这种情况，恩格斯觉得更应当主动地承担责任，继续履行自己在母亲生前所做的承诺。
在此后的岁月里，他同弟弟和弟媳、妹妹和妹夫以及他们的孩子联系更加紧密。他努力协调“各自分居的新家庭”之间的关系，使他们像以往一样亲密和谐。他在通信中与弟弟妹妹们谈时事，谈读书，谈工作，谈情谊，谈下一代的教育问题。在提到二弟艾米尔时，他说：“我和艾米尔始终有着特别亲切的关系，不管我们的观点分歧多么大，我们之间毕竟有共同的地方，就是我们俩都在研究科学问题，不去计较直接的实际利害。”恩格斯与其他弟弟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他从来不把兄弟之间曾经发生的不愉快的往事记在心里，而总是反复提到弟弟们对自己的支持和帮助。他曾在信中强调：“有一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父亲去世以后，我在这里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身体又病得无法作出任何冷静的正确的决定，那时正是艾米尔以他的明确的观点、果断的精神和丰富的知识使我摆脱了这种困境。”
在兄弟之间，恩格斯就是这样一个不计前嫌而总是牢记别人长处和好处的人。对于亲人，他总是热诚相助，有求必应，不求回报，从无怨言。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他作为兄长应该做的事情，尤其是在亲爱的母亲离开人世以后。在他的努力下，这个大家庭的成员过着和谐的生活。弟弟妹妹们的子女都特别喜欢恩格斯，认为他不仅博览群书、学养深厚，而且坦诚正直、热情爽朗，无论对自然、社会还是对人生都有深刻的认识，确实是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辈。
恩格斯的母亲如果知道这一切，定会含笑于九泉。
谁都知道，要守护亲情，就不能不经常面对家庭内部的繁杂事务。恩格斯当然很清楚革命工作与家庭事务孰重孰轻，在他的心目中，两者的分量判若云泥，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每当形势紧张或任务繁重的时候，恩格斯总是从大局出发，暂时中断与家人的联系，以便全身心地投入革命斗争；等到条件许可的时候，他才及时给亲人们写信。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从来没有因为从事革命工作而对母亲的平安健康和家人的热切期望不闻不问；也没有因为关心母亲和家人而使自己的革命工作受到丝毫影响。
在艰巨复杂的斗争中，恩格斯时时处处都以革命事业为重，同时凭借自己的毅力和智慧，从容沉稳地处置了一般人难以兼顾的关系，既孝敬了母亲、加深了亲情，又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挥了卓越的领导作用，在革命实践和理论研究工作中建立了震古烁今的不朽勋业。
四、革命导师的崇高品节和博大胸怀让我们产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动和喜悦在世界革命舞台上，恩格斯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劳苦大众的杰出领袖；在家庭生活中，恩格斯是慈母贴心的儿子、弟弟妹妹敬重的兄长。战友们看到，在同一个人身上，伟人的崇高与常人的朴实融合无间，党性的光辉和人性的风采交相映照。正是这两者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熔铸成恩格斯光风霁月的人格风范；也正是这样的形象，让战友们感到分外亲切。奥地利工人运动活动家维克多·阿德勒曾经深情地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集学者、战士、普通人于一身。他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既有威力又有魅力的人。高深的造诣和坚毅的意志在他身上融为一体。”这就是恩格斯在战友们心中留下的鲜明、深刻的印象。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称他是“一个完整的人”——这是质朴的评价，更是崇高的赞誉。
普天之下，古往今来，孝敬长辈、友于兄弟的人何止千万，为什么恩格斯的事迹特别感人？这是因为他不仅关爱自己的亲人，而且甘愿为天下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幸福而无私奉献、作出牺牲。当年，鲁迅先生在为自己的信念而奋战的时候，曾经怀着深厚的感情写道：“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鲁迅《这也是生活》）这句话也可以用来表述恩格斯心中对人民的大爱，而他的亲情就涵容于这种大爱之中。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恩格斯的亲情就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和感人至深的力量。 恩格斯毕生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他和马克思都有着坚如磐石的阶级立场和革命信念。斗争是他们的生命要素，但他们历来反对将阶级斗争学说庸俗化、极端化、绝对化的做法，反对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先进性、坚定性解释为不讲人性、不近人情、不合人道的东西。他们认为，这种做法与剥削阶级对共产党人的诋毁遥相呼应，只会影响科学理论的声誉、伤害广大群众的感情、破坏革命阵线的团结。 马克思和恩格斯热爱平凡、素朴而又富有朝气和情趣的普通人生活。两位导师留下的书信以及亲友们的回忆文章充分说明，他们和我们一样，喜欢“人间有味是清欢”（苏轼《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的淳朴温馨的生活，也喜爱“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王安石《示长安君》）的亲切和谐的氛围。他们尊重每一个普通人的情感，赞美正直善良、纯洁忠厚的秉性，希望每一个人都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这种深挚的人文情怀和社会理想使他们的内心总是充满阳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和发展无产阶级科学理论的过程中，对人性问题进行过深入的考察和科学的论述，对唯心主义的抽象人性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根据他们的科学论述，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人性特征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统一，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形成的人的特性，它取决于社会生活特别是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因而在历史上是不断演变的；现实的、具体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往往打上阶级的烙印。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在创造性的劳动和奋斗中表现出的自身的特性之美，就是人性美。它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和实践精神，反映了人对理想境界的追求，蕴含着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因而对社会的进步具有积极作用。然而，在私有制条件下，人性美受到了践踏和玷污。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要使人性美重新高扬，让每一个人都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就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进行彻底的革命，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告诉我们，他们是多么珍重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奋斗实践中形成的纯洁自然、未曾异化的美好品格，多么希望通过社会变革实现人的彻底解放。正因为如此，他们赞颂工人阶级恪守的人间“真情”，指出只有这个伟大的阶级才“向我们放射出人类崇高精神之光”；他们十分珍惜同志之间、战友之间肝胆相照的友谊和亲如手足的“人情味”，非常尊重普通群众真诚炽烈的亲情，特别是纯洁无私的母爱。 对人性美的肯定和推崇，是恩格斯心中的革命情愫和进步理念的原初基点之一。在斗争实践和理论探索中，恩格斯的朴素感情逐步得到提升和转化，最终升华为革命的理想和科学的信念。这一切，使我们不禁想起列宁的经典名言：“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由此，我们也联想起中国古代思想家留下的具有哲理意蕴的警句：“道始于情。”（《郭店竹简·性自命出》） 恩格斯矢志不渝、一往无前的奋斗经历和他那些感人肺腑的友情、爱情、亲情故事连在一起，构成了一部气势如虹而又温暖如春的壮丽史诗。这部史诗会使无数中华儿女为之动容。如果我们认真研读恩格斯阐述科学理论和革命实践的著作，同时仔细阅读他写给志同道合的战友、投身革命的工人、追求进步的学者以及寻找真理的青年们的书简，然后再去看一看他与母亲、弟弟、妹妹、侄子的通信，我们的眼前就会出现一位高瞻远瞩、胸怀天下而又平易近人、感情丰富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形象；我们的心中就会更加深切地感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事业同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实际生活紧密相连。 在这种情景下，我们会自然而然地联想起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联想起许许多多的古诗古训、先哲先贤。从《诗经》里的“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诗经·小雅·蓼莪》），到唐诗中的“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游子吟》）“母爱无所报，人生更何求”（李商隐《送母回乡》）；从孔子主张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到孟子倡导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章句上》）；从老子阐述的“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第六十四章》），到庄子强调的“丘山积卑而为高，江河合水而为大，大小合并而为公”（《庄子·则阳》）……中华民族千古传诵的经典名篇所表达的人文精神、道德价值和历史智慧，滋润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灵魂。当我们全面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品德与人格风范时，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高尚节操和磊落襟怀，同中华民族历来秉持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执中道、尚和合，重效验、疾虚妄，爱自然、赞化育，忧天下、求大同的价值理念、人生信念和道德观念，是相契相应、互通互融的。此时此刻，我们的内心深处就会产生“高山流水遇知音”（张孝祥《丑奴儿·玉节珠幢出翰林》）的感动和喜悦。 确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炎黄子孙的知音。正是他们运用深邃的思想、严谨的逻辑、中肯的语言和亲切的方式，启发我们树立起对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自觉与自信，使我们真切地体悟到：中华文明在五千多年绵延不断的演进历程中，形成了看待宇宙与人生、观察自然与社会、思考历史与未来的独特文化和独特精神，这种文化和精神凭借愈挫愈强的生命力、长盛不衰的创造力、海纳百川的包容力和凝聚人心的感召力，卓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发展和进步作出了无与伦比的杰出贡献；这种文化和精神具有悠久的历史，但绝不是尘封的古董，它们是在现实生活中不断生成着的开放的系统，是在人民实践中持续发展着的有生命的存在。作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重大观点具有天然的、内在的契合性，是中国人民接受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深厚文化基础和心理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进一步引导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必须特别重视挖掘中华文明的精华，激活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一方面要更加自觉地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一方面要更加主动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萃和要素融入马克思主义，实现两者的融合贯通。我们深信，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进程中，我们必将更加完整准确地把握和运用历史发展规律，通过不懈奋斗，使璀璨的中华文明青春永驻、风华长存，不断创造新的奇迹、呈现新的辉煌。 我们的人生之路，山长水远，不可能处处都平坦宽敞、柳暗花明；在这里，时有风雪载途，时有坎坷曲折，有时还会遇到非常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但我们有幸与伟大的革命导师结伴同行。有他们的教诲和指引、示范和激励，我们就能经常做到“濯去旧见，以来新意”（朱熹《学规类编》），在跋山涉水、激流勇进时不断增长智慧和勇气、获得温煦与光明，从而进一步主动自觉、乐观自信地探求生活的真谛，实现生命的价值。作者附记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留下了大量书信，其中有一部分是家书。长期以来，对于这些写给亲人的书简，人们一般只看重它们作为传记素材的史料价值，很少关注它们的思想内涵。诚然，家书中通常不会有高瞻远瞩的战略分析和深中肯綮的理论阐述，但是，家书的独特性质和内容常常让伟人的淳朴本色跃然纸上，使读者感受到他们身上的人格之美和人性之光。 在多年的经典文献编译工作中，我看到，革命导师的家书往往触及鲜为人知的生活层面，生动地折射出他们的崇高信念和宽广襟怀，具有弥足珍贵的思想价值；因此，在经典作家研究领域，这是一片值得用心耕耘的园地。本文是我为实践这一思路所做的尝试。 鉴于恩格斯的亲情是他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世界中的重要因素，而研究者很少论及，我决定先选择这个视角，通过对家书和相关史实、文献的考证，澄清一些误读和误解，力求准确再现恩格斯的精神风范和个性风采，让大家深切感悟这位革命家的赤子之心。
（作者：韦建桦，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央编译局原局长）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3期，原文标题：《一片丹诚报春晖：恩格斯的骨肉亲情——一位杰出的革命家思想家情感世界初探》）